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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江村何处小茅茨，红杏青蒲雨过时。半幅生绡大年画，一联新句少游诗。———（宋）陆游《出游归卧得杂诗》
　　年画是美化烘托春节氛围而创造的产品，它的发生发展与“过年”密切相关，是千家万户“过年”必备物品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穷苦人家“过年”即便买不起大鱼大肉，也要买几幅年画贴在家里。所谓“有钱没钱，买画‘过年’”，由此看出人们对年画习俗的高度认可。
　　年画不仅是节日的装饰品，还是反映社会民俗文化生活的百科全书。我国年画的历史十分久远，“夏曰岁，商曰祀，周曰年”。随着历史演进，人们对春节也赋予诸多期望和希冀，希望每年都风调雨顺、年丰人寿、平安如意，贴年画就是这种心理的真实表达。
　　“过年”时在房屋内外贴上年画，使整个环境变得喜庆祥和、红火热烈，烘托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也迎合了人们祈福辟邪、安康吉祥的心理。童谣传唱的“门神门神骑大马，贴在门上守住家，门神门神扛大刀，大鬼小鬼进不来”，就是人们“过年”贴年画的心理写照。年画的作用不但体现在满足人们心理需求，也美化了节日环境，烘托了节日气氛，增添了年的味道，更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、民风民俗。
　　高密扑灰年画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因工艺独特被誉为“中国一绝”。扑灰年画的发展历程尤其反映了民众对年画的主导性创造。早期的扑灰年画由“墨屏花卉”起步，以墨色为主，比较古朴，人们称其“墨屏墨屏，案头清供，婆娘不喜，老头奉承”，称之为“黑乎乎的老抹画子”，因不受人们喜爱而转向色彩艳丽明亮、人物丰满隽秀，所谓“红绿大抹笔，市上好销货，庄户墙上挂，喜祥又红火”的风格。实际上，就是把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表现在画面中，明亮鲜活，才能既装饰美化房间，又讨得好口彩，符合人们的审美心理预期。也就是说，扑灰年画是百姓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，是漫长的岁月里在民间生活的土壤中孕育生成的，它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而变化发展，有深厚的民俗文化特征，也往往浸润于地方文化，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。
　　因风俗的需求，高密扑灰年画取材多为身边寓意美好的物象，石榴、莲花、牡丹、金鱼、鹿、鹤等动植物，皆可入画。就人物造型而言，追求圆润丰满，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时人们的审美需求，同时也以形式的圆满来抒发人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和向往。
　　年画门神是贴在门上的，门神分文武两种，文门神多为“天官赐福”，武门神多为秦琼与尉迟恭两位盛唐名将。在屋子里面，人们贴的年画题材就更加广泛了。这种年画以财神类年画居多，如“福寿双全”“四季平安”“五路进财”“聚宝盆”“财神还家”等。
　　在高密，以慎终追远为精神内核的生命意识是高密扑灰年画真实的写照。众所周知，中国人最讲究生命的延续性，传宗接代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对古时的人们来讲是极为重要的。但在繁衍未来的同时，人们也并没有忘记“来时的路”。这种注重传承、慎终追远的生命意识在扑灰年画的祭祀题材“家堂”画中体现得极为明显。“唐宋鼎盛后，御影已经出现在皇室的祭坛；元明清时，家堂的供奉逐渐成为下层民众的整体文化行为，并迅速遍及普通百姓家，成为年俗的核心内容。”
　　供奉家堂的习俗为中国多地共有，主要遗存于北方地区。各地家堂大小不一，目前山东一带的常用家堂大多长160厘米，宽120厘米，而在东北、内蒙古等山东移民后裔聚集区，则盛行尺幅较小的家堂。家堂所画内容大致相同，分为上下两部分。最上供奉着三代宗亲，男左女右，面容慈祥。随之而下是填写祖辈名讳的空格，一般由本族德高望重的长者执笔，依辈分按左右自上而下填写去世亲人的名讳，代表着追思祖先。家堂画面的下半部分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外观景象：富丽堂皇的大门楼，左右两边各有一石狮守护。院子内外人丁兴旺，成年男性多身着锦衣，贤达尊贵，白胖的孩童或贴对联，放鞭炮，或提红灯笼戏走，欢喜雀跃，热闹非常，寓意着光宗耀祖，家业兴旺。
　　不同时期的年画是不同时期的社会记录，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写照。在新时代，年画需要寻找新的形式载体才能够涅磐重生。（摘自高密图书馆微信公众号）